丰泽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
丰泽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
丰泽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
泉州自古桥梁众多，在(zài)此背景下，记述造桥、修桥历史(lìshǐ)信息的桥碑应运而生。桥碑起初(qǐchū)只为简单记录修桥者、捐资者姓名以及修桥时间等，之后渐渐承载了更为厚重的信息，甚至成为在地文化的一种精神载体。每一块古桥碑，都是时光长河里凝固的驿站(yìzhàn)，是人生旅途中矗立的无声丰碑(fēngbēi)。
□泉州晚报社融媒体记者 吴拏云 文/图（除署名外(wài)）
泉州府文庙广场前的八封沟上有洙(zhū)泗桥，桥畔立有“洙泗桥”桥碑。此碑高227厘米(límǐ)，宽92厘米，厚18厘米。桥碑正(zhèng)中央“洙泗桥”三字(sānzì)榜书竖排，雍容方正，尽显庙堂之气。碑的左下方小字竖书“嘉靖乙卯(yǐmǎo)冬立石”。嘉靖乙卯为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），如此一算，这块桥碑已有470年的历史。
泉州府文庙洙泗桥桥碑(qiáobēi)
“洙(zhū)泗”二字具有深厚的(de)文化渊源。孔子(kǒngzi)晚年在山东的洙河、泗河之间设立洙泗讲堂(jiǎngtáng)(jiǎngtáng)，传道授业。孔子去世后，洙泗讲堂成了纪念和(hé)祭祀孔子的重要场所。唐时，唐太宗李世民加封孔子为(wèi)“先圣”，唐高宗又加封孔子为“文宣王”，所以洙泗讲堂又称先圣讲堂。到了宋代，孔子被加封为“先圣文宜王”，成了“至圣”“万世师表”。元代，洙泗讲堂改称洙泗书院(shūyuàn)。明嘉靖三年（1524），山东巡按御史李献重修洙泗书院，正殿三间用以祭祀孔子及儒家“四配十二哲”，东庑、西(xī)庑用以祭祀孔子众弟子，自此奠定洙泗书院格局。因圣人圣迹，“洙泗”成儒学文脉的重要象征之一。所以，一般祭祀孔子的地方常会(chánghuì)出现与“洙泗”有关的风物。
宋人李弥逊有诗曰：“洙泗流风远，仪型世有人。”孔子思想与儒家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(de)(de)主体和根基，是人类文明宝库中东方智慧的瑰宝。纵然许多事物“逝者如斯(shìzhěrúsī)夫”，但有的却能历久弥新，与时间同趋永恒。古时，这座洙泗桥是泉州士子进入府文庙的必经之路，见证(jiànzhèng)一代代鸿儒硕学(hóngrúshuòxué)的奋斗足迹。而今，府文庙依旧以其独特的氛围吸引着(zhe)无数学子前来感受文化熏陶，洙泗桥青石板上回响的正是(zhèngshì)新时代的杏坛弦歌。
离洙(zhū)泗桥(sìqiáo)不远的后城街八卦沟边祖师巷内，还站着一方清康熙五十二年（1713）所立的《泉州文庙洙泗桥示(sìqiáoshì)禁碑》。此碑原立于洙泗桥旁，后移至今处。碑文晓谕(xiǎoyù)府(fǔ)文庙附近邑民不可侵占府文庙的桥沟等地，否则一概究治。从此一碑，亦可见数百年来为守护泉州文化心脉的努力。
王十朋与蔡襄(càixiāng)“隔空对话”
泉州(quánzhōu)民间有谚语：“站如(rú)东西塔，卧如洛阳桥(luòyángqiáo)(luòyángqiáo)。”从这句(zhèjù)谚语亦不难看出，泉州人对于洛阳桥的(de)喜爱。这座跨海石桥的建造始于宋皇祐五年（1053），当时由泉州开元寺僧人宗已(zōngyǐ)和郡人王实、卢锡合力筹建，但最初(zuìchū)因资金、技术、人力等现实问题，造桥工程并不顺利。嘉祐三年（1058），名宦蔡襄二度出知泉州，洛阳桥的建设迎来(yínglái)了“历史最强援”。在蔡襄的亲自督办下(xià)，经艰苦努力，洛阳桥终于在嘉祐四年（1059）十二月建成，历时(lìshí)6年8个月。落成后的洛阳桥（万安桥），成了当时泉州北上福州乃至内陆(nèilù)腹地的交通枢纽，在泉州水陆复合运输网络的发展中具有开拓性的里程碑意义。自宋而下，立于洛阳桥桥中亭及附近的石碑刻众多，它们汇聚成该桥的“碑林博物馆”，共同承载漫长岁月里的记忆，讲述着古桥曾经的岁月，也是如今游览洛阳桥的一大亮点。
洛阳桥桥中亭碑刻(bēikè)不少
《万安(wànān)(wànān)桥记》碑是第一方讲述该桥故事的(de)桥碑，碑文由(yóu)蔡襄亲书：“（万安桥）渡(dù)实支海，去舟而徒，易危而安，民莫不利。职其事者，卢锡、王实、许忠，浮图义波、宗善等，十有五人。既成，太守莆阳蔡襄为(wèi)之合乐宴饮而落之。”碑记落笔镌史，也令造桥的主事人名垂青史。《万安桥记》现存碑刻(bēikè)分上、下二碑，上碑为北宋原(yuán)刻，原露天立于洛阳桥岸左，宣和(xuānhé)间（1119—1125）由蔡襄曾孙(zēngsūn)蔡桓拓本重刻立于洛阳桥南蔡襄祠内。此碑不仅书法雄浑朴茂、端庄沉稳，而且文字精练，镌刻精致，被今人誉为文、书、镌“三绝”；下碑为1963年摹拟原作重刻。《万安桥记》碑具有极高价值，堪称“闽地桥梁第一碑”。
蔡襄的《万安桥记》碑书法雄浑(xiónghún)朴茂
南宋状元名臣王十朋(wángshípéng)是蔡襄(càixiāng)的“小迷弟(xiǎomídì)”。南宋乾道四年（1168），57岁的王十朋出知泉州，虽然已近耳顺之年，但王十朋对于蔡襄的炽爱未曾消减半分，一到泉州他便四处寻访与蔡襄有关(yǒuguān)的遗迹，洛阳桥(luòyángqiáo)(luòyángqiáo)自然也(yě)是非去不可的。在参观完洛阳桥与《万安桥记》碑(bēi)，并至桥南蔡襄祠内祭拜蔡襄后，王十朋感慨之余，写下《洛阳桥》诗：“北望中原万里遥，南来喜见洛阳桥。人行跨海金鳌背，亭压横空玉虹腰。功不自成因砥柱，患宜(huànyí)预备有风潮。蔡公力量真刚者，遗爱胜于郑国侨。”之后，又赋《蔡端明祠堂》诗曰：“公昔自禁从，再来临(láilín)此邦。河梁一何壮(zhuàng)，笔力独能扛。政绩留南纪，祠堂枕(zhěn)大江。山川与人物，今古两无双。”这无疑是他与蔡襄的“隔空对话”。后来，王十朋也向蔡襄学习，在泉州履职期间，关心(guānxīn)民瘼，清节似水，播德宣猷，深受泉州吏民爱戴。蔡襄、王十朋，两代名宦的故事，成为洛阳桥挥之不去的记忆。
纵览历史(lìshǐ)，自洛阳桥建成的900多年来，历朝历代组织过17次(cì)修复工程。与洛阳桥重修相关的桥碑，如《泉州(quánzhōu)府修万安桥记(qiáojì)》《重修洛阳桥碑记》《重修万安桥记》《重修万安桥北记》《清嘉谟重修万安桥碑记》《清沈汝瀚重修万安桥记》等，也为后世记录了洛阳桥的“独特履历(lǚlì)”。
独特(dútè)的《剔奸保民》碑
安平桥，俗称“五里桥”，又名“西桥”“安海西(hǎixī)桥”，横贯于(yú)闽南沿海的晋江安海和南安水头，是中世纪世界最长的跨海梁式石桥。该桥始建(shǐjiàn)于南宋绍兴八年（1138），绍兴二十二年（1152）全线贯通，投入使用。长久以来，安平桥这一伟大的桥梁工程为民众(mínzhòng)所称赞，以“卧龙”“巨虹”等壮丽(zhuànglì)称号闪耀于碑刻(bēikè)、志书、文献、诗赋之中。
安平桥公园风景如画（陈起拓 摄(shè)）
《重修安平桥(ānpíngqiáo)(ānpíngqiáo)(ānpíngqiáo)记》碑是安平桥留存下的最早的桥碑，勒于(yú)明天顺三年（1459）。现碑嵌于桥的中亭东侧墙体，碑额篆书横排，碑文则为楷书竖排。碑文启首一句便写道：“安平桥者，乃宋绍兴间有室赵令衿摄(shè)郡作成之……”赵令衿系宋朝宗室，宋太祖赵匡胤次子燕王赵德昭的玄孙，绍兴二十一年（1151）出任(chūrèn)泉州太守。《泉州府志·名宦》记载他“博学能文(néngwén)，在郡留意教养，在任十几年，大有政绩”。赵令衿在泉时最大功绩(gōngjì)就是促成安平桥的建成(jiànchéng)。宋绍兴八年(bānián)（1138），僧祖派始建安平桥，安海海商黄护、僧智渊带头捐钱倡建。由于工程浩大，造桥(zàoqiáo)进展缓慢。绍兴二十一年赵令衿出守(chūshǒu)泉州后，续建安平桥，越年建成。因桥全长约五华里，故别名“五里桥”。安平桥不仅长，形式(xíngshì)也不单调。它的桥墩采用花岗岩条石横直交错叠砌而成，有长方形、单边船形和双边船形三种形式。安平桥的建成，不但便利民间往来，对于繁荣当时的泉州社会(shèhuì)经济，发展海外贸易，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《南安县志》载有赵令衿撰写的咏安平桥诗：“为问平安道，驱车(qūchē)夜已分。人家无犬吠，门巷有炉熏。月照新耕地，山收不断云(yún)。梅花迎我笑，为报小东君。”赋诗之余，赵令衿还亲撰《石井镇安平桥记》碑文，记述(jìshù)建桥经过并描绘(miáohuì)桥梁之雄伟外观，同时表明他对建桥事业的重视。惜(xī)原碑早废，碑文尚见载于《安海志》中。
安平桥上迄今保存着众多(zhòngduō)的(de)碑记、石刻，详细记载(jìzǎi)着建桥(jiànqiáo)历史和历代修葺等方面的史实。根据碑记石刻载述，由明至清，安平桥共有15次重修，其中比较重要的修缮有7次。在安平桥中亭(zhōngtíng)周围的十几方古代(gǔdài)重修碑记中，最早的是明天顺三年，最晚的是清光绪十二年(shíèrnián)（1886）。其中一方《剔奸保民》碑是古代廉政文化的重要记录。清乾隆二十七年(èrshíqīnián)（1762），盐馆干办洪达借派销食盐之机，向安海民众(mínzhòng)额外勒索盐税，导致(dǎozhì)民怨沸腾。当地百姓柯思淑等人联合向官府申诉，最终由道台谭尚忠受理此案，查实洪达的违法行为后予以严惩，并免除冗税。案件审结后，于乾隆二十八年立《剔奸保民》碑于中亭，以警示官吏、守护民生。
清代官员徐汝澜(xúrǔlán)在出知晋江时，曾修缮(xiūshàn)晋江旧铺桥(qiáo)、惠济桥两座古桥，后来(hòulái)他又两度参与重修安平桥。在这(zhè)期间，他也由晋江知县一职，擢升为台湾(táiwān)知府，再迁任泉州知府。安平桥上(shàng)有三方碑刻(bēikè)与徐汝澜有关：一方《重修安平桥记》碑今在安平桥中亭，碑文由时任台湾知府的徐汝澜亲撰。碑文细述(xìshù)了(le)徐汝澜捐俸议修安平桥，绅士耆老踊跃参与，于清嘉庆十二年六月至隔年九月修缮了安平桥的过程。与该碑并立的还(hái)有一块《万古流芳》碑，记载此次重修安平桥士民捐资之芳名录。这两方碑刻均立于清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。在中亭另有一方《重修安平桥记》碑，是清嘉庆二十一年（1816）立，同样是徐汝澜撰文，此时的他已出任泉州知府。碑额浮雕双龙护牌，牌中竖刻篆书“皇清”二字。碑文记述清嘉庆二十年徐汝澜知郡事再至泉州，得知安平桥桥圮后捐俸倡议重修。修桥工程于嘉庆二十一年夏仲告竣(gàojùn)。徐汝澜修桥不仅为地方建设(jiànshè)作出贡献，也为他赢得了士民的赞誉，攒下良好的官声。后来民众(mínzhòng)还为徐汝澜建长生祠于晋江龙山寺东。
1938年，弘一大师由(yóu)漳州经同安梵天寺前往安海时，路过安平桥。感怀于(yú)古桥的雄健，大师立于桥上，静听潮音低徊，心驰而神往。后来弘一大师驻锡于安平桥上的水心亭澄渟院，达(dá)一个月之久(jiǔ)。在此期间，弘一大师书写条幅数百广结善缘，并撰下“如来境界(jìngjiè)无有边际，普贤身相犹如虚空”“戒是无上菩提本，佛为一切智慧灯(dēng)”等楹联，传为佳话。
石笋(sǔn)桥，今称笋江桥(jiāngqiáo)，位于鲤城区新门外“石笋”古迹附近的笋江上，曾名履坦桥、济民桥、通济桥、浮桥(fúqiáo)等，始建于宋。旧时其南岸有妈祖(māzǔ)宫、观音寺(guānyīnsì)、浮桥古街，北端连接黄甲街、接官亭、山川坛，曾是泉州古城通往西南方向的乡村和同安、厦门、南安、安溪等地的交通要道。
王恕思(wángshùsī)所撰《重修石笋桥记》碑
笋江旧以舟渡(dù)，北宋皇祐元年（1049），泉州知州陆广始造舟为梁，建“浮桥”以渡行人。嘉祐六年至八年（1061—1063），泉州知州卢革及僧本观重修，又于两岸作亭以翼卫(yǐyìwèi)，改名“济民桥(jìmínqiáo)”。元丰(yuánfēng)七年(qīnián)（1084），转运通判谢仲规复修，更名“通济桥”。
南宋绍兴三十年（1160），提刑官陈革与其弟陈知柔共同谋划，签书枢密院事梁克家、僧人文会从旁臂助，将浮桥(fúqiáo)改建(gǎijiàn)为石桥。工程至乾道(qiándào)五年（1169）完工(wángōng)，耗时近10年。改造后，桥梁成为石质平板桥，桥面由94块1米多厚、14米长的巨大条石铺成。为解决两桥墩间的跨度过长问题，桥梁还采用“伸臂式(shēnbìshì)”的砌筑方法。这种伸臂结构设计最早见于中原地区，宋时应用于泉州桥梁上，无疑体现出泉州对中原地区先进桥梁建造工艺的继承。尽管此时桥已(yǐ)成为石桥，但民间一直保留“浮桥”称呼至今。乾道六年(liùnián)（1170），泉州太守王十朋出城迎接贵宾时途经石笋桥，得以“过而观之”。王十朋作诗纪曰：“刺桐为城石为笋，万壑西来流不尽。黄龙窟宅占江头，呼吸风涛势(fēngtāoshì)湍紧。怒潮拍岸鸣霹雳，淫潦滔天没畦(méiqí)畛。行人欲渡无翼飞(wúyìfēi)，鱼腹蛟涎吁(jiāoxiánxū)可悯……世无刚(shìwúgāng)者(zhě)桥岂成？名与万安同不泯。”对陈革等人的造桥功绩，赞不绝口。诗文亦如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泉州人特有的精神气质。“世无刚者桥岂成”绝非浮夸(fúkuā)之辞，而是(shì)泉州人在(zài)面对浩瀚江海时用意志熔炼出的兴桥宣言，字里行间浸透的是闽南人“爱拼敢赢”的勇毅与开拓精神。
据《重修通济桥记》载，南宋庆元年间（1195—1200），僧了(le)性在石笋桥北复修三小石桥，于是“桥之北相贯联络，以达于临漳之门”。这三小桥后被(bèi)称为棠阴桥、甘棠桥、龟山桥。三座(sānzuò)小石桥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仅留残迹，现已修复。《重修通济桥记》桥碑旧已佚，碑文(bēiwén)见《晋江县志(zhì)》。
古时，“笋江夜色”为泉州八景之一。相传，每逢月(yuè)上中庭，由石笋桥上向下观望，桥孔(qiáokǒng)间即会倒映出一轮明月，其景如画，令人痴醉。
不过，石笋(shísǔn)桥也是命运多舛(mìngyùnduōchuǎn)的。明嘉靖三十七年（1558）五月，倭寇(wōkòu)袭击泉州时(shí)，曾在石笋桥上(shàng)驻扎29天(tiān)，后又经此攻打南安，封楼和官民廨舍化为焦土。嘉靖四十年，官兵断桥拒倭，“久之复修筑”。清康熙十六年至(zhì)十七年（1677—1678），郑经部队在攻击清军时，曾两次炸断石笋桥，“以拒追兵”。1938—1939年，日军侵华时，日机曾炸断石笋桥。兵燹不断，加上自然灾害等，使得桥梁多次倾崎、塌陷甚至崩断。也正因此，明清时期石笋桥曾历多次重修。最为人所熟知(shúzhī)的一次当是清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）四月，施琅将军捐(juān)俸(fèng)大修石笋桥，第二年八月竣工。乡绅为此事立下《施琅主持募捐修造浮桥碑》，碑文称：“康熙癸亥，少保将军靖海侯施公，平定台湾(táiwān)旋师，捐俸修造安平西桥、郡城南桥，以次告竣。西隅士庶复以浮桥倾圮为请，遂蒙将军捐俸千两并集绅士共成盛举。工兴于丁卯年四月，成于戌辰(chéngyúxūchén)年八月，用志功德永垂不朽……”该碑立于康熙二十七年(èrshíqīnián)，现存(xiàncún)于江岸边。
清雍正(qīngyōngzhèng)四年（1726）、嘉庆十四年（1809）、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，石笋桥又历重修。现笋江桥(jiāngqiáo)南岸还保存着清嘉庆十四年的(de)《重修石笋桥记》桥碑。
1956年，泉州遭遇大水灾，为改建石笋(shísǔn)桥(qiáo)桥梁，桥上石刻、石建筑、塔幢等被拆除。1998年，在古石笋桥上游建起了笋江大桥，顺利承接起石笋桥沟通南北(nánběi)两岸的“要道”功能(gōngnéng)。时至今日，古石笋桥仅存一两截残段，立于笋江粼粼的清波之上，兀自述说着(zhe)这里的辉煌往事。
泉人与蕃商友谊见证物(wù)
“江树离离若可齐，江门之水下浯溪。诸峰返照潮声远，万户沧洲烟火低。来听渔歌(yúgē)鸥泛泛，去随秋色草萋萋。道人那得伤心恨，一任西山送日西。”这首(zhèshǒu)诗出自明代晋江诗人庄一俊之手。诗中描绘的景色极富(jífù)画面感，又带有忧思绵远的感伤，让人读来(dúlái)不免有些神驰天外。但可能很少人能猜到，这首诗描写的是泉州古桥顺济桥(shùnjìqiáo)的秋景。
顺济桥遗址位于泉州古城南门(nánmén)德济门外，横跨晋江两岸(liǎngàn)，以近顺济宫（天后宫）而(ér)得名，又称浯渡桥、新桥等。该桥于南宋嘉定四年（1211）由泰宁状元、泉州郡守邹应龙主持建造，沿用至20世纪。
顺济桥曾是出入泉州古城商业区的主要通道（泉州晚报(wǎnbào)资料图）
德济门外(ménwài)的(de)晋江属浯江段。这浯江并不简单，它“横贯二里许……其地下通两粤，上达江浙，实海国之冲衢，江城之险要也(yě)”。这里汇聚了桃源、武荣(wǔróng)诸山流，一到下雨天，江水便会暴涨，“巨浪(jùlàng)拍天”。古时要在这样的江面(jiāngmiàn)上建一座石桥，谈何容易！但邹应龙及时汲取了宋代洛阳桥建造的成功经验，在“维桥之前，累石(lèishí)为堡，以临重渊”，于河床内(nèi)抛填块石和条石固定基础。造桥需要大量资金，邹应龙在建造顺济桥时，向蕃商发出号召，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(bāngzhù)。而(ér)蕃商也没有让邹知州失望(shīwàng)，慷慨解囊，踊跃捐资，解决了顺济桥资金的燃眉之急。资金一到位，邹应龙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造好了顺济桥。顺济桥是以太守(tàishǒu)邹应龙主持、驻泉蕃商集资、泉州工匠打造的方式建设而成的，其本身就是泉州人与外国商人友好往来的见证。据资料显示，古时顺济桥在桥北还特设段木梁吊桥，有警即吊起，以御敌寇。并筑有桥头堡，置戟门，昼开夜闭。南端桥堡上勒有“雄镇天南(tiānnán)”四个大字(dàzì)。
顺济桥建成后历代多有修缮，泉州名人顾珀、何乔远、黄昌遇、怀荫布、萧汉杰等，皆(jiē)曾为之(zhī)作《记》。嘉靖十四年（1535），在泉州知府王士俊(wángshìjùn)修缮顺济桥后，顾珀为之撰《顺济桥碑记》称：“镇南门外有浯江。江，百溪汇(bǎixīhuì)也。江之横二里许，亘江之横虹跨于其上而石(shí)之，是为顺济桥。宋嘉定四年（1211），实始(shíshǐ)之……”清楚记述了顺济桥的始建时间。
明万历四十年（1612）夏，晋江县令陈宜苏捐俸倡修顺济桥，安溪名士詹仰宪主修，越年春竣工。何乔远作《重修(chóngxiū)浯渡桥记》记述此事。碑文称颂陈宜苏在修桥中“为(wèi)之详计(xiángjì)”之功，另赞詹仰宪“居则布德惠人，动则舍力(shělì)为公”。
清乾隆十五年(shíwǔnián)（1750），顺济桥(shùnjìqiáo)因水涨而(ér)桥断两道，第二年由泉州知府黄昌遇主持修缮。乾隆十七年（1752），溪流湍激，该桥复圮，双孔通桥栅亭尽坍，黄昌遇于乾隆十八年（1753）七月复修，第二年十二月竣工(jùngōng)。此后，黄昌遇亲撰(zhuàn)《重修顺济桥记》并勒于碑。
清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，顺济桥(shùnjìqiáo)复圮，泉州知府怀荫布与晋江知县干从濂，委托贡监生李保、柯廷锡大修；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八月告竣。怀荫布自撰《记》并勒石，碑文称：“夫出险履夷，爱民之心也；兴废举坠，长民之责也。当日邹公俶(chù)造即有望于后人(hòurén)之缮修。今也费以累千，迟以岁月，上下交励，绩用底成。继自今(jìzìjīn)官斯土者先事图维，因时葺治。俾往来如织之赤子(chìzi)，永免病涉之虞焉，是尤予(yóuyǔ)所望(suǒwàng)于后人者也。”将修缮桥梁的意义，说得明明白白。
遗憾的是，以上四方重修碑皆已佚失，碑文散见于清乾隆《泉州(quánzhōu)府志(fǔzhì)》、清道光《晋江县志》等志书内。而今，顺济古桥也仅剩部分桥面和桥墩(qiáodūn)，在它的身畔早已屹立起顺济新桥。或许，人生(rénshēng)如桥，碑如人生，有得必然也会有失。只是岁月沧海横流，总能留下某些痕迹。
刺桐港黄金岁月的标志(biāozhì)
历代以来，铺路修桥被普遍视为(shìwèi)行善积德、功德无量的(de)公益“众筹”事业。南宋僧人道询一生造桥200余座，其中数座还是(háishì)古之名桥。景炎元年(1276)，他(tā)还被赐号“灵应大师”，其人生履历堪称传奇。
“宝塔亭路”碑与(yǔ)“普济桥渡”碑是道询建造普济桥渡的见证物
普济桥(pǔjìqiáo)渡，又称(yòuchēng)浔尾桥、无尾桥，位于泉州后渚港北侧（今丰泽区城东街道浔美社区(shèqū)一带）入海处的(de)海上(hǎishàng)。普济桥渡的建造，是道询急民众之所急、解民众之所困精神的又一次体现。南宋王象之在(zài)《舆地纪胜》称泉州“水路据(jù)七闽之会(zhīhuì)，梯航通(tōng)九泽之重”。南宋绍兴年(nián)间（1131—1162），刺桐港“通互市于海外者，其国以十数”。海外贸易的激增，是泉州刺桐港迎来“黄金岁月”的标志，这也推动了与港口配套的设施的建设。据文献载，南宋宝庆元年（1225）前后，后渚港番船云集，桥渡吞吐量有限，装卸货码头严重不足，造成海上贸易的诸多不便。宝庆二年(èrnián)（1226）春，道询主持募捐建造普济桥渡，绍定三年（1230）夏竣工并投入使用，缓解了后渚港码头海上贸易装卸货的紧张状态。
所谓“桥渡”，即伸入海中的(de)码头。相传普济桥(pǔjìqiáo)渡长约七八百米，石桥(shíqiáo)东侧古有一座航标塔。此桥专供(zhuāngōng)海船装卸、交易货物使用(shǐyòng)。在现今浔美社区的青莲寺中，仍存两块石碑。一块正面碑额(bēié)镌“普济桥渡”；另一块碑额镌刻“宝塔亭路”。碑刻内容记录僧人道询(dàoxún)主持建造普济桥渡和宝塔亭路时的捐款人及捐款额。“宝塔亭路”碑的碑文记载称：“宝庆丙戌（1226）季春始约，绍定庚寅（1230）孟夏圆成。主缘道询谨题。”这是道询建造普济桥渡的见证物。
在修建普济桥(qiáo)渡之后，道询又相继建成了弥寿桥、清风桥、登瀛桥(dēngyíngqiáo)等桥。累累功绩，言之难尽。
“开闽文宗”吟啸之(zhī)地
吟啸桥，俗称“隐龟桥”，位于晋江市(jìnjiāngshì)梅岭街道双沟社区内，其址在潘湖南畔。该桥始建于唐，最初为木桥，据明万历《泉州府志》载，建造者为日映禅师(chánshī)（清乾隆《泉州府志》记为日辉禅师）。后来刺史(cìshǐ)王延彬、余廷英相继修葺。宋咸平年间（998—1003），“邑(yì)人(rén)王养及僧行珍始为石桥”。
吟啸桥保存较(jiào)好，仍可通行。
“吟啸”之名据说与“开闽文宗”欧阳詹(zhān)有关。《福建通志·卷8》载曰：“桥以(qiáoyǐ)欧阳詹尝游憩(yóuqì)啸咏于此，故(gù)名。”相传欧阳詹少时读书龙头岭（位于吟啸桥西北的紫帽山侧），往来潘湖村，必经此桥，常在桥上吟啸。
宋时，吟啸桥是南北陆上交通要道。往北经御赐(yùcì)桥、新桥入泉州城，再出城北洛阳桥，便可通达福州；往南经古陵(jīnggǔlíng)，过康店(guòkāngdiàn)驿，可达漳、厦。
明人庄一俊曾作《咏吟啸桥》诗云：“欧子(ōuzi)考盘处，潘湖是故村。偶寻山水迹，乘兴到桥门。逝者空怀古，鸥来欲断魂。平田野望阔，吾此(cǐ)驻黄昏(huánghūn)。”
如今，在吟啸(yínxiào)桥北立有(yǒu)一方《重修吟啸桥记》碑(bēi)。该碑由(yóu)清代文林郎庄文进撰文，于清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立。碑文(bēiwén)记述乾隆三十二至三十八年（1767—1773）重修吟啸桥的经历(jīnglì)，并录有捐资人名百余。通过该碑可知，当时重修是由晋江司训李保首倡(chàng)，他“料工(liàogōng)召匠，指画成规，并捐金为倡”。倡修者还包括生员李瑚琏，同时有赴台湾垦荒致富的中宪大夫、乡绅吴洛捐资助修，该碑也成为晋江与(yǔ)台湾渊源研究(yánjiū)的实证。此外，碑文首段即对“吟啸”之名来历加以阐述：“昔欧阳行周（欧阳詹）先生居潘湖，常乘小舟往来吟啸于烟浦之下，后人因以名其村与桥。桥以‘吟啸’名，志前贤旧迹也。”
传奇(chuánqí)名将兑现儿时心愿
濠(háo)溪桥，又名(yòumíng)龙津桥、河市桥，位于洛江区河市镇河市村、霞溪村之间(zhījiān)，由僧人宗爽始建(shǐjiàn)于北宋大观年间（1107—1110），原系木梁桥，后遭火毁；南宋绍兴年间（1131—1162）重建，名“濠溪桥”；嘉定六年（1213）杨炳又重建，改名龙津桥；明隆庆(lóngqìng)三年（1569），抗倭名将(jiāng)、都督(dūdū)俞大猷捐俸重修濠溪桥，将其建为石梁桥。古桥原为6墩7孔，其中有5个船形墩，每孔架上石板梁5根(gēn)，每根石板梁重约4.8吨。1959年，濠溪桥进行加固(jiāgù)改造，使桥面整体抬高约1.68米。后来又进行第二次拓宽改造，在上游桥墩的轴线上架起7根辅助柱。
俞大猷(yúdàyóu)出生于河市，重修濠(háo)溪桥是他情系桑梓的(de)一种表现。濠溪桥头的观音庙旁迄今仍存有明、清重修碑三通(sāntōng)。其中一方是俞大猷亲撰的《重建濠溪桥碑》，该碑碑文(bēiwén)记载了(le)他重修濠溪桥的因缘故事：大猷9岁时，有一天随父亲俞广赞到叔祖父家探亲。路过濠溪桥头，看到始建于宋的濠溪桥只剩下孤零零的桥墩，溪上无梁木可行，行人只好蹚水涉险过河(guòhé)。一问(yīwèn)，方知是几天前樵夫不小心将(jiāng)桥板烧毁了。大猷见此情形(qíngxíng)便立誓说等自己长大后，必要重建此桥，以利行走。人小志向大，俞大猷这番话获得(huòdé)父亲的鼓励，而他也悄然谨记于心。隆庆年间，因抗倭扬名的俞大猷官封右(guānfēngyòu)都督，捐俸建造了濠溪石桥，既是安慰父亲在天之灵，也是了却儿时心愿，为家乡人民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。该碑书体端庄凝重，结构严谨，是研究俞大猷及闽南桥梁历史的重要物证。
俞大猷为帅时，在福建与广东等地与戚继光联手抗倭，曾大败倭寇于兴化城，又(yòu)与倭寇战于(zhànyú)广东的饶平、惠州、潮州一带(yīdài)，使倭寇一听“俞家军”至，闻风丧胆。时人将他与戚继光并(bìng)称为“俞龙戚虎”，是流芳百世的抗倭英雄。他与濠溪桥的故事，为名将传奇再添注脚。
泉州自古桥梁众多，在(zài)此背景下，记述造桥、修桥历史(lìshǐ)信息的桥碑应运而生。桥碑起初(qǐchū)只为简单记录修桥者、捐资者姓名以及修桥时间等，之后渐渐承载了更为厚重的信息，甚至成为在地文化的一种精神载体。每一块古桥碑，都是时光长河里凝固的驿站(yìzhàn)，是人生旅途中矗立的无声丰碑(fēngbēi)。
□泉州晚报社融媒体记者 吴拏云 文/图（除署名外(wài)）
泉州府文庙广场前的八封沟上有洙(zhū)泗桥，桥畔立有“洙泗桥”桥碑。此碑高227厘米(límǐ)，宽92厘米，厚18厘米。桥碑正(zhèng)中央“洙泗桥”三字(sānzì)榜书竖排，雍容方正，尽显庙堂之气。碑的左下方小字竖书“嘉靖乙卯(yǐmǎo)冬立石”。嘉靖乙卯为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），如此一算，这块桥碑已有470年的历史。
泉州府文庙洙泗桥桥碑(qiáobēi)
“洙(zhū)泗”二字具有深厚的(de)文化渊源。孔子(kǒngzi)晚年在山东的洙河、泗河之间设立洙泗讲堂(jiǎngtáng)(jiǎngtáng)，传道授业。孔子去世后，洙泗讲堂成了纪念和(hé)祭祀孔子的重要场所。唐时，唐太宗李世民加封孔子为(wèi)“先圣”，唐高宗又加封孔子为“文宣王”，所以洙泗讲堂又称先圣讲堂。到了宋代，孔子被加封为“先圣文宜王”，成了“至圣”“万世师表”。元代，洙泗讲堂改称洙泗书院(shūyuàn)。明嘉靖三年（1524），山东巡按御史李献重修洙泗书院，正殿三间用以祭祀孔子及儒家“四配十二哲”，东庑、西(xī)庑用以祭祀孔子众弟子，自此奠定洙泗书院格局。因圣人圣迹，“洙泗”成儒学文脉的重要象征之一。所以，一般祭祀孔子的地方常会(chánghuì)出现与“洙泗”有关的风物。
宋人李弥逊有诗曰：“洙泗流风远，仪型世有人。”孔子思想与儒家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(de)(de)主体和根基，是人类文明宝库中东方智慧的瑰宝。纵然许多事物“逝者如斯(shìzhěrúsī)夫”，但有的却能历久弥新，与时间同趋永恒。古时，这座洙泗桥是泉州士子进入府文庙的必经之路，见证(jiànzhèng)一代代鸿儒硕学(hóngrúshuòxué)的奋斗足迹。而今，府文庙依旧以其独特的氛围吸引着(zhe)无数学子前来感受文化熏陶，洙泗桥青石板上回响的正是(zhèngshì)新时代的杏坛弦歌。
离洙(zhū)泗桥(sìqiáo)不远的后城街八卦沟边祖师巷内，还站着一方清康熙五十二年（1713）所立的《泉州文庙洙泗桥示(sìqiáoshì)禁碑》。此碑原立于洙泗桥旁，后移至今处。碑文晓谕(xiǎoyù)府(fǔ)文庙附近邑民不可侵占府文庙的桥沟等地，否则一概究治。从此一碑，亦可见数百年来为守护泉州文化心脉的努力。
王十朋与蔡襄(càixiāng)“隔空对话”
泉州(quánzhōu)民间有谚语：“站如(rú)东西塔，卧如洛阳桥(luòyángqiáo)(luòyángqiáo)。”从这句(zhèjù)谚语亦不难看出，泉州人对于洛阳桥的(de)喜爱。这座跨海石桥的建造始于宋皇祐五年（1053），当时由泉州开元寺僧人宗已(zōngyǐ)和郡人王实、卢锡合力筹建，但最初(zuìchū)因资金、技术、人力等现实问题，造桥工程并不顺利。嘉祐三年（1058），名宦蔡襄二度出知泉州，洛阳桥的建设迎来(yínglái)了“历史最强援”。在蔡襄的亲自督办下(xià)，经艰苦努力，洛阳桥终于在嘉祐四年（1059）十二月建成，历时(lìshí)6年8个月。落成后的洛阳桥（万安桥），成了当时泉州北上福州乃至内陆(nèilù)腹地的交通枢纽，在泉州水陆复合运输网络的发展中具有开拓性的里程碑意义。自宋而下，立于洛阳桥桥中亭及附近的石碑刻众多，它们汇聚成该桥的“碑林博物馆”，共同承载漫长岁月里的记忆，讲述着古桥曾经的岁月，也是如今游览洛阳桥的一大亮点。
洛阳桥桥中亭碑刻(bēikè)不少
《万安(wànān)(wànān)桥记》碑是第一方讲述该桥故事的(de)桥碑，碑文由(yóu)蔡襄亲书：“（万安桥）渡(dù)实支海，去舟而徒，易危而安，民莫不利。职其事者，卢锡、王实、许忠，浮图义波、宗善等，十有五人。既成，太守莆阳蔡襄为(wèi)之合乐宴饮而落之。”碑记落笔镌史，也令造桥的主事人名垂青史。《万安桥记》现存碑刻(bēikè)分上、下二碑，上碑为北宋原(yuán)刻，原露天立于洛阳桥岸左，宣和(xuānhé)间（1119—1125）由蔡襄曾孙(zēngsūn)蔡桓拓本重刻立于洛阳桥南蔡襄祠内。此碑不仅书法雄浑朴茂、端庄沉稳，而且文字精练，镌刻精致，被今人誉为文、书、镌“三绝”；下碑为1963年摹拟原作重刻。《万安桥记》碑具有极高价值，堪称“闽地桥梁第一碑”。
蔡襄的《万安桥记》碑书法雄浑(xiónghún)朴茂
南宋状元名臣王十朋(wángshípéng)是蔡襄(càixiāng)的“小迷弟(xiǎomídì)”。南宋乾道四年（1168），57岁的王十朋出知泉州，虽然已近耳顺之年，但王十朋对于蔡襄的炽爱未曾消减半分，一到泉州他便四处寻访与蔡襄有关(yǒuguān)的遗迹，洛阳桥(luòyángqiáo)(luòyángqiáo)自然也(yě)是非去不可的。在参观完洛阳桥与《万安桥记》碑(bēi)，并至桥南蔡襄祠内祭拜蔡襄后，王十朋感慨之余，写下《洛阳桥》诗：“北望中原万里遥，南来喜见洛阳桥。人行跨海金鳌背，亭压横空玉虹腰。功不自成因砥柱，患宜(huànyí)预备有风潮。蔡公力量真刚者，遗爱胜于郑国侨。”之后，又赋《蔡端明祠堂》诗曰：“公昔自禁从，再来临(láilín)此邦。河梁一何壮(zhuàng)，笔力独能扛。政绩留南纪，祠堂枕(zhěn)大江。山川与人物，今古两无双。”这无疑是他与蔡襄的“隔空对话”。后来，王十朋也向蔡襄学习，在泉州履职期间，关心(guānxīn)民瘼，清节似水，播德宣猷，深受泉州吏民爱戴。蔡襄、王十朋，两代名宦的故事，成为洛阳桥挥之不去的记忆。
纵览历史(lìshǐ)，自洛阳桥建成的900多年来，历朝历代组织过17次(cì)修复工程。与洛阳桥重修相关的桥碑，如《泉州(quánzhōu)府修万安桥记(qiáojì)》《重修洛阳桥碑记》《重修万安桥记》《重修万安桥北记》《清嘉谟重修万安桥碑记》《清沈汝瀚重修万安桥记》等，也为后世记录了洛阳桥的“独特履历(lǚlì)”。
独特(dútè)的《剔奸保民》碑
安平桥，俗称“五里桥”，又名“西桥”“安海西(hǎixī)桥”，横贯于(yú)闽南沿海的晋江安海和南安水头，是中世纪世界最长的跨海梁式石桥。该桥始建(shǐjiàn)于南宋绍兴八年（1138），绍兴二十二年（1152）全线贯通，投入使用。长久以来，安平桥这一伟大的桥梁工程为民众(mínzhòng)所称赞，以“卧龙”“巨虹”等壮丽(zhuànglì)称号闪耀于碑刻(bēikè)、志书、文献、诗赋之中。
安平桥公园风景如画（陈起拓 摄(shè)）
《重修安平桥(ānpíngqiáo)(ānpíngqiáo)(ānpíngqiáo)记》碑是安平桥留存下的最早的桥碑，勒于(yú)明天顺三年（1459）。现碑嵌于桥的中亭东侧墙体，碑额篆书横排，碑文则为楷书竖排。碑文启首一句便写道：“安平桥者，乃宋绍兴间有室赵令衿摄(shè)郡作成之……”赵令衿系宋朝宗室，宋太祖赵匡胤次子燕王赵德昭的玄孙，绍兴二十一年（1151）出任(chūrèn)泉州太守。《泉州府志·名宦》记载他“博学能文(néngwén)，在郡留意教养，在任十几年，大有政绩”。赵令衿在泉时最大功绩(gōngjì)就是促成安平桥的建成(jiànchéng)。宋绍兴八年(bānián)（1138），僧祖派始建安平桥，安海海商黄护、僧智渊带头捐钱倡建。由于工程浩大，造桥(zàoqiáo)进展缓慢。绍兴二十一年赵令衿出守(chūshǒu)泉州后，续建安平桥，越年建成。因桥全长约五华里，故别名“五里桥”。安平桥不仅长，形式(xíngshì)也不单调。它的桥墩采用花岗岩条石横直交错叠砌而成，有长方形、单边船形和双边船形三种形式。安平桥的建成，不但便利民间往来，对于繁荣当时的泉州社会(shèhuì)经济，发展海外贸易，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《南安县志》载有赵令衿撰写的咏安平桥诗：“为问平安道，驱车(qūchē)夜已分。人家无犬吠，门巷有炉熏。月照新耕地，山收不断云(yún)。梅花迎我笑，为报小东君。”赋诗之余，赵令衿还亲撰《石井镇安平桥记》碑文，记述(jìshù)建桥经过并描绘(miáohuì)桥梁之雄伟外观，同时表明他对建桥事业的重视。惜(xī)原碑早废，碑文尚见载于《安海志》中。
安平桥上迄今保存着众多(zhòngduō)的(de)碑记、石刻，详细记载(jìzǎi)着建桥(jiànqiáo)历史和历代修葺等方面的史实。根据碑记石刻载述，由明至清，安平桥共有15次重修，其中比较重要的修缮有7次。在安平桥中亭(zhōngtíng)周围的十几方古代(gǔdài)重修碑记中，最早的是明天顺三年，最晚的是清光绪十二年(shíèrnián)（1886）。其中一方《剔奸保民》碑是古代廉政文化的重要记录。清乾隆二十七年(èrshíqīnián)（1762），盐馆干办洪达借派销食盐之机，向安海民众(mínzhòng)额外勒索盐税，导致(dǎozhì)民怨沸腾。当地百姓柯思淑等人联合向官府申诉，最终由道台谭尚忠受理此案，查实洪达的违法行为后予以严惩，并免除冗税。案件审结后，于乾隆二十八年立《剔奸保民》碑于中亭，以警示官吏、守护民生。
清代官员徐汝澜(xúrǔlán)在出知晋江时，曾修缮(xiūshàn)晋江旧铺桥(qiáo)、惠济桥两座古桥，后来(hòulái)他又两度参与重修安平桥。在这(zhè)期间，他也由晋江知县一职，擢升为台湾(táiwān)知府，再迁任泉州知府。安平桥上(shàng)有三方碑刻(bēikè)与徐汝澜有关：一方《重修安平桥记》碑今在安平桥中亭，碑文由时任台湾知府的徐汝澜亲撰。碑文细述(xìshù)了(le)徐汝澜捐俸议修安平桥，绅士耆老踊跃参与，于清嘉庆十二年六月至隔年九月修缮了安平桥的过程。与该碑并立的还(hái)有一块《万古流芳》碑，记载此次重修安平桥士民捐资之芳名录。这两方碑刻均立于清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。在中亭另有一方《重修安平桥记》碑，是清嘉庆二十一年（1816）立，同样是徐汝澜撰文，此时的他已出任泉州知府。碑额浮雕双龙护牌，牌中竖刻篆书“皇清”二字。碑文记述清嘉庆二十年徐汝澜知郡事再至泉州，得知安平桥桥圮后捐俸倡议重修。修桥工程于嘉庆二十一年夏仲告竣(gàojùn)。徐汝澜修桥不仅为地方建设(jiànshè)作出贡献，也为他赢得了士民的赞誉，攒下良好的官声。后来民众(mínzhòng)还为徐汝澜建长生祠于晋江龙山寺东。
1938年，弘一大师由(yóu)漳州经同安梵天寺前往安海时，路过安平桥。感怀于(yú)古桥的雄健，大师立于桥上，静听潮音低徊，心驰而神往。后来弘一大师驻锡于安平桥上的水心亭澄渟院，达(dá)一个月之久(jiǔ)。在此期间，弘一大师书写条幅数百广结善缘，并撰下“如来境界(jìngjiè)无有边际，普贤身相犹如虚空”“戒是无上菩提本，佛为一切智慧灯(dēng)”等楹联，传为佳话。
石笋(sǔn)桥，今称笋江桥(jiāngqiáo)，位于鲤城区新门外“石笋”古迹附近的笋江上，曾名履坦桥、济民桥、通济桥、浮桥(fúqiáo)等，始建于宋。旧时其南岸有妈祖(māzǔ)宫、观音寺(guānyīnsì)、浮桥古街，北端连接黄甲街、接官亭、山川坛，曾是泉州古城通往西南方向的乡村和同安、厦门、南安、安溪等地的交通要道。
王恕思(wángshùsī)所撰《重修石笋桥记》碑
笋江旧以舟渡(dù)，北宋皇祐元年（1049），泉州知州陆广始造舟为梁，建“浮桥”以渡行人。嘉祐六年至八年（1061—1063），泉州知州卢革及僧本观重修，又于两岸作亭以翼卫(yǐyìwèi)，改名“济民桥(jìmínqiáo)”。元丰(yuánfēng)七年(qīnián)（1084），转运通判谢仲规复修，更名“通济桥”。
南宋绍兴三十年（1160），提刑官陈革与其弟陈知柔共同谋划，签书枢密院事梁克家、僧人文会从旁臂助，将浮桥(fúqiáo)改建(gǎijiàn)为石桥。工程至乾道(qiándào)五年（1169）完工(wángōng)，耗时近10年。改造后，桥梁成为石质平板桥，桥面由94块1米多厚、14米长的巨大条石铺成。为解决两桥墩间的跨度过长问题，桥梁还采用“伸臂式(shēnbìshì)”的砌筑方法。这种伸臂结构设计最早见于中原地区，宋时应用于泉州桥梁上，无疑体现出泉州对中原地区先进桥梁建造工艺的继承。尽管此时桥已(yǐ)成为石桥，但民间一直保留“浮桥”称呼至今。乾道六年(liùnián)（1170），泉州太守王十朋出城迎接贵宾时途经石笋桥，得以“过而观之”。王十朋作诗纪曰：“刺桐为城石为笋，万壑西来流不尽。黄龙窟宅占江头，呼吸风涛势(fēngtāoshì)湍紧。怒潮拍岸鸣霹雳，淫潦滔天没畦(méiqí)畛。行人欲渡无翼飞(wúyìfēi)，鱼腹蛟涎吁(jiāoxiánxū)可悯……世无刚(shìwúgāng)者(zhě)桥岂成？名与万安同不泯。”对陈革等人的造桥功绩，赞不绝口。诗文亦如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泉州人特有的精神气质。“世无刚者桥岂成”绝非浮夸(fúkuā)之辞，而是(shì)泉州人在(zài)面对浩瀚江海时用意志熔炼出的兴桥宣言，字里行间浸透的是闽南人“爱拼敢赢”的勇毅与开拓精神。
据《重修通济桥记》载，南宋庆元年间（1195—1200），僧了(le)性在石笋桥北复修三小石桥，于是“桥之北相贯联络，以达于临漳之门”。这三小桥后被(bèi)称为棠阴桥、甘棠桥、龟山桥。三座(sānzuò)小石桥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仅留残迹，现已修复。《重修通济桥记》桥碑旧已佚，碑文(bēiwén)见《晋江县志(zhì)》。
古时，“笋江夜色”为泉州八景之一。相传，每逢月(yuè)上中庭，由石笋桥上向下观望，桥孔(qiáokǒng)间即会倒映出一轮明月，其景如画，令人痴醉。
不过，石笋(shísǔn)桥也是命运多舛(mìngyùnduōchuǎn)的。明嘉靖三十七年（1558）五月，倭寇(wōkòu)袭击泉州时(shí)，曾在石笋桥上(shàng)驻扎29天(tiān)，后又经此攻打南安，封楼和官民廨舍化为焦土。嘉靖四十年，官兵断桥拒倭，“久之复修筑”。清康熙十六年至(zhì)十七年（1677—1678），郑经部队在攻击清军时，曾两次炸断石笋桥，“以拒追兵”。1938—1939年，日军侵华时，日机曾炸断石笋桥。兵燹不断，加上自然灾害等，使得桥梁多次倾崎、塌陷甚至崩断。也正因此，明清时期石笋桥曾历多次重修。最为人所熟知(shúzhī)的一次当是清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）四月，施琅将军捐(juān)俸(fèng)大修石笋桥，第二年八月竣工。乡绅为此事立下《施琅主持募捐修造浮桥碑》，碑文称：“康熙癸亥，少保将军靖海侯施公，平定台湾(táiwān)旋师，捐俸修造安平西桥、郡城南桥，以次告竣。西隅士庶复以浮桥倾圮为请，遂蒙将军捐俸千两并集绅士共成盛举。工兴于丁卯年四月，成于戌辰(chéngyúxūchén)年八月，用志功德永垂不朽……”该碑立于康熙二十七年(èrshíqīnián)，现存(xiàncún)于江岸边。
清雍正(qīngyōngzhèng)四年（1726）、嘉庆十四年（1809）、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，石笋桥又历重修。现笋江桥(jiāngqiáo)南岸还保存着清嘉庆十四年的(de)《重修石笋桥记》桥碑。
1956年，泉州遭遇大水灾，为改建石笋(shísǔn)桥(qiáo)桥梁，桥上石刻、石建筑、塔幢等被拆除。1998年，在古石笋桥上游建起了笋江大桥，顺利承接起石笋桥沟通南北(nánběi)两岸的“要道”功能(gōngnéng)。时至今日，古石笋桥仅存一两截残段，立于笋江粼粼的清波之上，兀自述说着(zhe)这里的辉煌往事。
泉人与蕃商友谊见证物(wù)
“江树离离若可齐，江门之水下浯溪。诸峰返照潮声远，万户沧洲烟火低。来听渔歌(yúgē)鸥泛泛，去随秋色草萋萋。道人那得伤心恨，一任西山送日西。”这首(zhèshǒu)诗出自明代晋江诗人庄一俊之手。诗中描绘的景色极富(jífù)画面感，又带有忧思绵远的感伤，让人读来(dúlái)不免有些神驰天外。但可能很少人能猜到，这首诗描写的是泉州古桥顺济桥(shùnjìqiáo)的秋景。
顺济桥遗址位于泉州古城南门(nánmén)德济门外，横跨晋江两岸(liǎngàn)，以近顺济宫（天后宫）而(ér)得名，又称浯渡桥、新桥等。该桥于南宋嘉定四年（1211）由泰宁状元、泉州郡守邹应龙主持建造，沿用至20世纪。
顺济桥曾是出入泉州古城商业区的主要通道（泉州晚报(wǎnbào)资料图）
德济门外(ménwài)的(de)晋江属浯江段。这浯江并不简单，它“横贯二里许……其地下通两粤，上达江浙，实海国之冲衢，江城之险要也(yě)”。这里汇聚了桃源、武荣(wǔróng)诸山流，一到下雨天，江水便会暴涨，“巨浪(jùlàng)拍天”。古时要在这样的江面(jiāngmiàn)上建一座石桥，谈何容易！但邹应龙及时汲取了宋代洛阳桥建造的成功经验，在“维桥之前，累石(lèishí)为堡，以临重渊”，于河床内(nèi)抛填块石和条石固定基础。造桥需要大量资金，邹应龙在建造顺济桥时，向蕃商发出号召，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(bāngzhù)。而(ér)蕃商也没有让邹知州失望(shīwàng)，慷慨解囊，踊跃捐资，解决了顺济桥资金的燃眉之急。资金一到位，邹应龙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造好了顺济桥。顺济桥是以太守(tàishǒu)邹应龙主持、驻泉蕃商集资、泉州工匠打造的方式建设而成的，其本身就是泉州人与外国商人友好往来的见证。据资料显示，古时顺济桥在桥北还特设段木梁吊桥，有警即吊起，以御敌寇。并筑有桥头堡，置戟门，昼开夜闭。南端桥堡上勒有“雄镇天南(tiānnán)”四个大字(dàzì)。
顺济桥建成后历代多有修缮，泉州名人顾珀、何乔远、黄昌遇、怀荫布、萧汉杰等，皆(jiē)曾为之(zhī)作《记》。嘉靖十四年（1535），在泉州知府王士俊(wángshìjùn)修缮顺济桥后，顾珀为之撰《顺济桥碑记》称：“镇南门外有浯江。江，百溪汇(bǎixīhuì)也。江之横二里许，亘江之横虹跨于其上而石(shí)之，是为顺济桥。宋嘉定四年（1211），实始(shíshǐ)之……”清楚记述了顺济桥的始建时间。
明万历四十年（1612）夏，晋江县令陈宜苏捐俸倡修顺济桥，安溪名士詹仰宪主修，越年春竣工。何乔远作《重修(chóngxiū)浯渡桥记》记述此事。碑文称颂陈宜苏在修桥中“为(wèi)之详计(xiángjì)”之功，另赞詹仰宪“居则布德惠人，动则舍力(shělì)为公”。
清乾隆十五年(shíwǔnián)（1750），顺济桥(shùnjìqiáo)因水涨而(ér)桥断两道，第二年由泉州知府黄昌遇主持修缮。乾隆十七年（1752），溪流湍激，该桥复圮，双孔通桥栅亭尽坍，黄昌遇于乾隆十八年（1753）七月复修，第二年十二月竣工(jùngōng)。此后，黄昌遇亲撰(zhuàn)《重修顺济桥记》并勒于碑。
清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，顺济桥(shùnjìqiáo)复圮，泉州知府怀荫布与晋江知县干从濂，委托贡监生李保、柯廷锡大修；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八月告竣。怀荫布自撰《记》并勒石，碑文称：“夫出险履夷，爱民之心也；兴废举坠，长民之责也。当日邹公俶(chù)造即有望于后人(hòurén)之缮修。今也费以累千，迟以岁月，上下交励，绩用底成。继自今(jìzìjīn)官斯土者先事图维，因时葺治。俾往来如织之赤子(chìzi)，永免病涉之虞焉，是尤予(yóuyǔ)所望(suǒwàng)于后人者也。”将修缮桥梁的意义，说得明明白白。
遗憾的是，以上四方重修碑皆已佚失，碑文散见于清乾隆《泉州(quánzhōu)府志(fǔzhì)》、清道光《晋江县志》等志书内。而今，顺济古桥也仅剩部分桥面和桥墩(qiáodūn)，在它的身畔早已屹立起顺济新桥。或许，人生(rénshēng)如桥，碑如人生，有得必然也会有失。只是岁月沧海横流，总能留下某些痕迹。
刺桐港黄金岁月的标志(biāozhì)
历代以来，铺路修桥被普遍视为(shìwèi)行善积德、功德无量的(de)公益“众筹”事业。南宋僧人道询一生造桥200余座，其中数座还是(háishì)古之名桥。景炎元年(1276)，他(tā)还被赐号“灵应大师”，其人生履历堪称传奇。
“宝塔亭路”碑与(yǔ)“普济桥渡”碑是道询建造普济桥渡的见证物
普济桥(pǔjìqiáo)渡，又称(yòuchēng)浔尾桥、无尾桥，位于泉州后渚港北侧（今丰泽区城东街道浔美社区(shèqū)一带）入海处的(de)海上(hǎishàng)。普济桥渡的建造，是道询急民众之所急、解民众之所困精神的又一次体现。南宋王象之在(zài)《舆地纪胜》称泉州“水路据(jù)七闽之会(zhīhuì)，梯航通(tōng)九泽之重”。南宋绍兴年(nián)间（1131—1162），刺桐港“通互市于海外者，其国以十数”。海外贸易的激增，是泉州刺桐港迎来“黄金岁月”的标志，这也推动了与港口配套的设施的建设。据文献载，南宋宝庆元年（1225）前后，后渚港番船云集，桥渡吞吐量有限，装卸货码头严重不足，造成海上贸易的诸多不便。宝庆二年(èrnián)（1226）春，道询主持募捐建造普济桥渡，绍定三年（1230）夏竣工并投入使用，缓解了后渚港码头海上贸易装卸货的紧张状态。
所谓“桥渡”，即伸入海中的(de)码头。相传普济桥(pǔjìqiáo)渡长约七八百米，石桥(shíqiáo)东侧古有一座航标塔。此桥专供(zhuāngōng)海船装卸、交易货物使用(shǐyòng)。在现今浔美社区的青莲寺中，仍存两块石碑。一块正面碑额(bēié)镌“普济桥渡”；另一块碑额镌刻“宝塔亭路”。碑刻内容记录僧人道询(dàoxún)主持建造普济桥渡和宝塔亭路时的捐款人及捐款额。“宝塔亭路”碑的碑文记载称：“宝庆丙戌（1226）季春始约，绍定庚寅（1230）孟夏圆成。主缘道询谨题。”这是道询建造普济桥渡的见证物。
在修建普济桥(qiáo)渡之后，道询又相继建成了弥寿桥、清风桥、登瀛桥(dēngyíngqiáo)等桥。累累功绩，言之难尽。
“开闽文宗”吟啸之(zhī)地
吟啸桥，俗称“隐龟桥”，位于晋江市(jìnjiāngshì)梅岭街道双沟社区内，其址在潘湖南畔。该桥始建于唐，最初为木桥，据明万历《泉州府志》载，建造者为日映禅师(chánshī)（清乾隆《泉州府志》记为日辉禅师）。后来刺史(cìshǐ)王延彬、余廷英相继修葺。宋咸平年间（998—1003），“邑(yì)人(rén)王养及僧行珍始为石桥”。
吟啸桥保存较(jiào)好，仍可通行。
“吟啸”之名据说与“开闽文宗”欧阳詹(zhān)有关。《福建通志·卷8》载曰：“桥以(qiáoyǐ)欧阳詹尝游憩(yóuqì)啸咏于此，故(gù)名。”相传欧阳詹少时读书龙头岭（位于吟啸桥西北的紫帽山侧），往来潘湖村，必经此桥，常在桥上吟啸。
宋时，吟啸桥是南北陆上交通要道。往北经御赐(yùcì)桥、新桥入泉州城，再出城北洛阳桥，便可通达福州；往南经古陵(jīnggǔlíng)，过康店(guòkāngdiàn)驿，可达漳、厦。
明人庄一俊曾作《咏吟啸桥》诗云：“欧子(ōuzi)考盘处，潘湖是故村。偶寻山水迹，乘兴到桥门。逝者空怀古，鸥来欲断魂。平田野望阔，吾此(cǐ)驻黄昏(huánghūn)。”
如今，在吟啸(yínxiào)桥北立有(yǒu)一方《重修吟啸桥记》碑(bēi)。该碑由(yóu)清代文林郎庄文进撰文，于清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立。碑文(bēiwén)记述乾隆三十二至三十八年（1767—1773）重修吟啸桥的经历(jīnglì)，并录有捐资人名百余。通过该碑可知，当时重修是由晋江司训李保首倡(chàng)，他“料工(liàogōng)召匠，指画成规，并捐金为倡”。倡修者还包括生员李瑚琏，同时有赴台湾垦荒致富的中宪大夫、乡绅吴洛捐资助修，该碑也成为晋江与(yǔ)台湾渊源研究(yánjiū)的实证。此外，碑文首段即对“吟啸”之名来历加以阐述：“昔欧阳行周（欧阳詹）先生居潘湖，常乘小舟往来吟啸于烟浦之下，后人因以名其村与桥。桥以‘吟啸’名，志前贤旧迹也。”
传奇(chuánqí)名将兑现儿时心愿
濠(háo)溪桥，又名(yòumíng)龙津桥、河市桥，位于洛江区河市镇河市村、霞溪村之间(zhījiān)，由僧人宗爽始建(shǐjiàn)于北宋大观年间（1107—1110），原系木梁桥，后遭火毁；南宋绍兴年间（1131—1162）重建，名“濠溪桥”；嘉定六年（1213）杨炳又重建，改名龙津桥；明隆庆(lóngqìng)三年（1569），抗倭名将(jiāng)、都督(dūdū)俞大猷捐俸重修濠溪桥，将其建为石梁桥。古桥原为6墩7孔，其中有5个船形墩，每孔架上石板梁5根(gēn)，每根石板梁重约4.8吨。1959年，濠溪桥进行加固(jiāgù)改造，使桥面整体抬高约1.68米。后来又进行第二次拓宽改造，在上游桥墩的轴线上架起7根辅助柱。
俞大猷(yúdàyóu)出生于河市，重修濠(háo)溪桥是他情系桑梓的(de)一种表现。濠溪桥头的观音庙旁迄今仍存有明、清重修碑三通(sāntōng)。其中一方是俞大猷亲撰的《重建濠溪桥碑》，该碑碑文(bēiwén)记载了(le)他重修濠溪桥的因缘故事：大猷9岁时，有一天随父亲俞广赞到叔祖父家探亲。路过濠溪桥头，看到始建于宋的濠溪桥只剩下孤零零的桥墩，溪上无梁木可行，行人只好蹚水涉险过河(guòhé)。一问(yīwèn)，方知是几天前樵夫不小心将(jiāng)桥板烧毁了。大猷见此情形(qíngxíng)便立誓说等自己长大后，必要重建此桥，以利行走。人小志向大，俞大猷这番话获得(huòdé)父亲的鼓励，而他也悄然谨记于心。隆庆年间，因抗倭扬名的俞大猷官封右(guānfēngyòu)都督，捐俸建造了濠溪石桥，既是安慰父亲在天之灵，也是了却儿时心愿，为家乡人民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。该碑书体端庄凝重，结构严谨，是研究俞大猷及闽南桥梁历史的重要物证。
俞大猷为帅时，在福建与广东等地与戚继光联手抗倭，曾大败倭寇于兴化城，又(yòu)与倭寇战于(zhànyú)广东的饶平、惠州、潮州一带(yīdài)，使倭寇一听“俞家军”至，闻风丧胆。时人将他与戚继光并(bìng)称为“俞龙戚虎”，是流芳百世的抗倭英雄。他与濠溪桥的故事，为名将传奇再添注脚。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暂无评论，快抢沙发吧~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